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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博网:保险人说明义务之解构与体系化回归

时间:2017/10/26 17:26:13  作者:  来源:  查看:53  评论:0
内容摘要:从普通买卖合同到消费者合同、保险合同及至金融合同,当事人力量悬殊性、信息不对称性、合同复杂性大致呈递增态势,可以看出:(1)信息偏在存在于各类合同中,随着合同复杂性、专业性的加强,信息不对称进一步加剧;(2)消费者合同中,格式条款提供方承担较高的信息提供义务,由普通合同的附随义务...
从普通买卖合同到消费者合同、保险合同及至金融合同,当事人力量悬殊性、信息不对称性、合同复杂性大致呈递增态势,可以看出:(1)信息偏在存在于各类合同中,随着合同复杂性、专业性的加强,信息不对称进一步加剧;(2)消费者合同中,格式条款提供方承担较高的信息提供义务,由普通合同的附随义务上升为经营者“提示+按要求说明”这一更为严格的法定义务;(3)保险人说明义务的规定在此演进过程中较为突兀,对投保人(包括被保险人)保护强度明显高于其他类型消费者——包括金融消费者。由此提出本文主题:我国现行法上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是否合理?能否构建缔约双方信息提供义务之动态体系?若存在这一体系,如何使保险人说明义务回归该体系,并作出更合理的定位?
二、保险人说明义务之解构
(一)理论基础:对最大诚信原则与合意理论的反思
通说认为,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人说明义务最重要的理论基础,然而创设该原则的英国法并未确立诚实信用一般原则,故在保险领域提出“最大诚信”时才引发了诸多关注。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大陆法系民商法一般原则,在保险法领域自然适用,无需强调。而从时间线上也可看出“最大诚信”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并无渊源关系。此外,我国《保险法》条文采“诚实信用”,并未在成文法上确立“最大诚信”原则。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保险人应承担比其他合同缔约方更高的信息提供义务。
格式合同在当事人合意形成上的特殊性使传统“合意”被“客观期待(Objective Expectations)”取代,对格式条款的承诺被认为是一种默示的同意,“契约即公正”理念受到挑战。因此,现代合同法对合同自由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格式条款提供方承担较一般合同缔约方更强的信息提供义务,表现为纳入程序上更细化的规定及公平性判断上的特殊评价规则。保险合同作为一类格式合同,在公平性判断上更为特殊,其核心给付条款不受内容控制规则约束。然而,在合同当事人双方力量对比强弱、信息对称性、利益重大性、合同复杂性等方面,保险合同与其他格式合同并无太大区别,故在格式条款订入程序上,并无对保险合同领域特殊规定的理由。而目前我国《保险法》不仅规定了保险人对责任免除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更采实质性判断标准,导致保险人承担过重的信息提供义务。
(二)实践危机:说明义务的异化
我国保险立法对保险格式条款的规制采区分原则,根据条款是否“免除保险人责任”,保险人分别承担“说明”和“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笔者选取的2015—2016年50件相关案件中,认定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的比例仍高达66%,其中仅以保险人“未能举证”作为判决理由的高达63%。产生此种异化的原因:(1)“免除保险人责任”概念的宽泛性与模糊性。《保险法解释二》第19条的开放式规定并未起到合理确定条款范围的作用,最高法院对明确说明的范围采模糊其词的“折中论”,导致该制度的滥用与异化。(2)对说明程度的实质判断标准。《保险法解释(二)》第13条第2款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并不能脱离该解释第11条第2款独立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少有适用余地。(3)保险人说明义务具有主动性。与民事责任的严厉性结合,加剧了说明义务制度的异化。
因此,作为格式条款纳入规则的《保险法》第17条承担了本应由内容控制条款及解释规则承担的实质判断功能,导致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异化为否认条款效力最便宜之工具,阻碍了司法实践对条款内容公平性的探讨甚至抑制了内容控制规则的发展。
(三)结论:说明义务的解构
从理论基础的瓦解到审判实践的异化,保险人说明义务面临“形式化危机”。保险公司作为企业,如果无法通过依法履行合理、明确的信息提供义务来免除自身特定责任,将难以正确衡量风险并限制企业行为,最终损害公共利益。而投保人作为消费者,负有一定程度的合同阅读义务,对其“家长式”的保护造成另一种形式的不公。投保人签字及声明的签署应成为投保人履行阅读义务的初步证据,即保险人履行说明义务的初步证据,以实现举证责任的转换。
三、保险人说明义务的体系化回归
(一)缔约信息提供义务体系
依普通买卖合同——消费者合同——保险合同——金融合同的路径,缔约一方信息提供义务的形态分别表现为:(1)普通买卖合同出卖人提供相关信息的附随义务;(2)消费者合同格式条款提供方“提请注意+按要求说明”义务;(3)保险人主动的“提示+明确说明”义务;(4)金融领域的“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提供义务强度总体呈增强趋势,给缔约信息提供义务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借助动态系统理论可构建缔约信息提供义务体系框架,根据信息重要性、披露可能性、期待合理性及信赖紧密度等要素协动作用实现基本均衡,保险合同中信息提供义务的强度应处于普通消费者合同与金融合同之间,金融属性越强的保险合同信息提供义务强度越接近于金融合同。
(二)通往实质正义之路
梁慧星先生将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发展的理念归纳为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变,信息提供义务挑战了以客观合意为核心的传统契约法理论,引入了当事人意思外的事由,扩大了契约责任,并通过程序上的强制,解决缔约过程信息不对称问题,以程序正义保障实质正义的实现。关系契约理论则更进一步,在信息提供义务上,缔约双方力量强弱、社会关系、信息重要程度、企业组织结构等更广泛、更综合的因素被纳入考量。不同类型的契约关系决定了信息提供义务的强度,科层制关系越是复杂、权力越是不对等,对强势方信息提供义务的要求就越高。金融保险类合同中信息提供义务强度应高于普通买卖合同,而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在科层构造与权力关系上类似,保险人并不存在承担更高信息提供义务的特殊关系。
(三)保险人说明义务的重新定位
保险人信息提供义务的强度应高于普通消费者合同,并与其他金融合同处于同一层次上。解决我国现行法上保险人说明义务异化问题的关键在于使其回归格式条款纳入规则这一程序属性上,并通过以下手段缓和形式化标准可能存在的缺乏弹性问题。
第一,在坚持程序判断规则前提下,信息提供义务的强度应根据条款重要性作出调整。否认《保险法》第17条的区分原则,并不代表对一切格式条款采取同样强度的纳入标准,而是反对因“免除保险人责任”范围的模糊性将多数争议条款拒之门外。类似“书面方式”“清楚”“可理解”等程序要求仍需配套以更具体的说明方式,尤其是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利益密切相关的条款,在说明方式上应更为严格。为避免回到实质审查的老路,对信息提供义务的衡量仍应以形式审查为落脚点,满足规定程序的条款均应纳入合同,再以内容控制规则进行第二轮审查。同时,应坚守说明义务的履行上限,当保险人以符合法律规定的加粗、加黑条款及投保人声明等形式履行说明义务时,应启动举证责任倒置,实现信息传递风险在提供方与接受方之间的合理配置。
第二,区分条款的订入与生效,强化内容控制规则的运用。《保险法》第17条程序性功能的回归,使《保险法》第19条的实质判断功能和第30的解释功能得以拓展。应在实践中对不公平保险格式条款进行类型化总结,并建立起“黑名单”“灰名单”制度,构建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稳定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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